改革四十年, 中国电影与时代相映生辉——中国电影的发展不仅是“改革开放”与“产业升级”共振的结果, 更见证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生产机制也内嵌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中,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至今, 中国特色电影产品的生产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1978—1992年:孕育萌芽期;1993—2001年:积极探索期;2002—2011年:多元生长期;2012年至今:融合新生期。本文借用了四首经典的电影 (歌曲) 为注解 (即《绒花》《边走边唱》《落叶归根》《永远的微笑》) , 串联出中国电影产品生产机制的时代变迁与历史沿革;在改革的大浪中, 中国电影正洗尽铅华, 面向新时代, 面向大众, 绽放着“永远的微笑”, 展现着别样的“芳华”。

　　一、改革四十年, 中国电影产品发展脉络

　　(一) 1978—1992年“绒花盛放”:市场萌芽, 行业复兴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重新被作为文艺方针提出来, 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的新阶段。这一时期, 中国电影从思想、文化、技术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推进。电影也开始从纯宣教工具向多种形态转变, 生发出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的多重价值。

　　“十年动乱结束后, 人们的文化生活亟待丰富, 在观众需求的刺激下, 各制片厂开始复苏, 电影产量逐年递增。但制片模式仍沿用‘十七年’的苏联模式, 即制片厂接受上级的拍摄任务, 靠国家拨款维持生产, 由中影公司统一收购影片。计划经济既保证了电影业的正常运转, 又保证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十七年’时期共生产影片633部, 在‘文革’时期绝大多数被停止公映。刚打倒‘四人帮’, 中央即责成文化部成立影片复审小组对这些影片予以解放。1977年元旦, 第一批被‘解禁’的六部影片《洪湖赤卫队》《小兵张嘎》《东方红》《天山的红花》《平原游击队》《秘密图纸》率先在全国复映。”1复映片丰富了市场, 促使1979年全国电影观众数量高达293亿人次, 迎来了新的电影消费热潮。

　　回顾1979—1987年, 可谓是第四代、第五代电影创作者创作兴盛期。这一时期的电影产品, 开始了对人性的思索、对人道主义的追求, 影片主题更注重精神内涵。第四代和第五代电影人尝试与上一个时代不同的视听语言和叙事模式, 开创了全新的影像风格, 开启了改革后, 海外看中国的重要门窗, 很多作品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创作历史上的经典。这一时期, 电影创作者也迎来空前的历史机遇, 一批探索片、文艺片应运而生, 成为新时期十年的电影创作特点。其中北影厂、上影厂、西影厂、长影厂、广西厂, 加之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 均对第四代、第五代的电影创作者提供大力支持, 为之后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同时, 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花》 (1979)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苦恼人的笑》 (1979) 、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生活的颤音》 (1979) 等几部影片为代表, 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诸多探索, 使厌倦了程式化的观众耳目一新, 电影文化消费开始深植于大众生活中, 以《小花》的电影插曲《绒花》为代表的一批电影音乐, 也成为时代的经典和写照。

　　此时, 第四代导演的创作相继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黄健中的《如意》 (1982) 、《良家妇女》 (1985) 、张暖忻的《青春祭》 (1985) 、谢飞的《湘女萧萧》 (1986) 等受到观众和电影理论界的认可。这个时期, 第五代导演大学毕业, 走出校园, 开始了和第四代导演在同一历史阶段共同创作的全新格局。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 (1984) , 陈凯歌的《黄土地》 (1984) 、《大阅兵》 (1986) 、《孩子王》 (1987) , 张艺谋的《红高粱》 (1987) 、《秋菊打官司》 (1992) , 田壮壮的《鼓书艺人》 (1987) 、《李莲英》 (1991) 等影片相继诞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速, 一批带有鲜明中国艺术特色烙印的影片, 以全新的姿态在国际舞台崛起, 随着中国电影陆续参加各大国际电影节展, 优秀的作品逐渐蜚声海外。在新时期电影创作者的尝试下, 一批艺术风格前卫、思想价值深邃、作者风格明显的电影出现。由于当时国内整体形势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电影消费刚刚拓展, 观众审美尚需逐步提升, 艺术探索片仍处在很小众的消费中。因此, 艺术个性较为鲜明的作品, 电影市场回报并不理想。但此时, 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努力尝试、支持电影艺术创新, 推动了多元化影片的创作, 发掘并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 为影视文化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当时计划体制下积极支持艺术电影创作的客观优势。

　　“娱乐片包括武打片、喜剧片、惊险片等类型片, 大多不是新时期才有的, 但是在新时期逐渐升温, 终至成为生产的主体。武打片又称功夫片, 是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由武侠小说衍生的片种, 是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的贡献。但由于时代背景及自身弱点等原因, 被当时的左翼影评视为宣扬怪力乱神的封建糟粕。建国后十七年, 内地就没拍过武打片。20世纪70年代, 李小龙的一系列功夫片在海外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2) 1980年, 在汪洋的支持下,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张华勋拍摄了《神秘的大佛》, 开创了电影体制改革以来的商业片创作新模式。影片主演刘晓庆、葛存壮可谓是当时观众心目中的电影明星。影片不但在演员创作阵容上考虑到观众和市场的需求, 同时展示了乐山魅力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传统文化, 可以说是对整个电影市场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1989年, 出现了一批弘扬主旋律的大制作影片。从《百色起义》 (1989) 到《开国大典》 (1989) 等一批献礼片, 以主旋律与仪式化的审美视角, 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 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事实上, 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模式, 在这一时期并非完全是市场力量推动的结果。这一年其实还有《顽主》 (1989) 、《红楼梦》 (1989) 等商业影片的上映, 通过商业发行, 对主旋律题材影片进行政策性的调控。不过在今天看来, 这一举措尚待进行科学的完善。

　　(二) 1993—2001年“边走边唱”:积极探索, 全新局面

　　1992年底,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 电影体制改革开始全面启动, 陆续开始了触动原有电影发行体制的一系列举措。接连三年的三个权威性文件 (3) 开创了中国电影行业走上改革的新步伐。1994年, “分账大片引进”;1995年, “影视合流策略”推出;1996年, “电影精品战略”等一系列制、发、放领域的连锁改革, 特别是1996年和2002年先后两次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 均在规范、启动和引导电影生产投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进口分账影片激活了市场, 提高了票房, 提升了观影热情, 促进了产业循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 开始了国产大片的创作局面, 电影生产机制与好莱坞工业体系的首次正面交锋拉开序幕。80年代, “主旋律电影”提出, 创作形式伴随着时间的发展也不断演化。1996年3月, 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中提出了“9550”工程, (4) 要求强化电影精品生产, 进而带动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所谓精品电影, 即“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主旋律的概念在此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凡是表现人世间的真善美, 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灌注了现代人的意识”题材的创作, 都可以称作主旋律。在时代的推动下, 北京电影制片厂推出了《孔繁森》 (陈国星, 1996) 、《横空出世》 (陈国星, 1999) 等广受好评的影片, 使主旋律片更加主流化。

　　电影创作多元化格局也是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 1993—2001年, 三代电影人 (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 为主力, 在国际影坛发挥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作用。他们创作的电影作品, 相继问鼎各大电影节展。其中, 第四代导演尝试主旋律题材商业化创作的探索, 如, 谢铁骊导演了《月落玉长河》 (1993) 、张暖忻导演了《云南故事》 (1993) 、滕文骥导演了《春天的狂想》 (1998) , 这些作品艺术精湛且兼具人文价值。此时, 第五代导演则开始借力资本、资源和市场, 拓展其格局与视野, 如陈凯歌执导了《霸王别姬》 (1993) 、《风月》 (1995) 、《荆轲刺秦王》 (1998) , 张艺谋导演了《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1995) 、《有话好好说》 (1996) 、《一个都不能都少》 (1998) 、《我的父亲母亲》 (1999) , 古榕执导了《红尘》 (1994) , 夏刚执导了《与往事干杯》 (1994) , 李少红执导了《红粉》 (1994) , 宁瀛执导了《民警故事》 (1995) , 霍建起执导了《赢家》 (1995) 。同时, 第六代导演大胆尝试的先锋的艺术影片也陆续问世, 拓展了国产电影的艺术维度, 章明执导《巫山云雨》 (1995) 、王全安执导《月蚀》 (1999) 、路学长执导《非常夏日》 (2000) 、管虎执导《再见, 我们的1948》 (1999) 、王小帅执导《梦幻田园》 (1999) 。遗憾的是, 由于第六代作者风格较强, 艺术表现比较前卫, 且制片方面又缺乏掌控经验, 很多影片曲高和寡, 甚至没有正式公映, 对制片厂的经济效益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97年, 冯小刚导演了《甲方乙方》, 之后的几年里, 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本土化喜剧片如《不见不散》 (1998) 、《没完没了》 (1999) 、《一声叹息》 (2000) 等, 开启了中国电影贺岁片的全新类型创作, 也为电影市场敲响了“贺岁档之锤”。从此之后, 电影投资者与生产者看重了市场, 也推动了电影产业化的进程。这一时期, 优质的制片主任、制片管理者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 既懂创作、管理又懂资源整合的制片人才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和地位越发凸显, 也孕育了中国电影“准制片人制”的雏形。

　　(三) 2002—2012年“落叶归根”:多元生长, 产业发展

　　迈入21世纪, 外部环境更加开放, 各类资本深入涉足, 中国电影行业也开启了多元化的创制局面, 模式更加多样、类型更加丰富。行进中, 电影事业和产业渴望回归对电影本体的关注和尊重, 开始寻求“落叶归根”般的初心品质。

　　2001年12月11日, 中国正式宣布加入WTO, 为电影工业进行国际化融合提供了机会, 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电影生产机制的革新随之提上日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 外资开始更深程度介入中国电影的本土市场, 进一步改变电影版图, 电影公司的重组成为趋势, 电影产品的集中度, 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度也将相应提升, 电影制作的规模向多层次发展, 类型也向多元化延伸。2002年底, 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了“文化产业”的概念,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中国电影市场开始以30%的年增长率高速发展。2003年, 随着一系列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开展实施, 中国电影开启产业化之路的大门, 电影产业开始高速发展。

　　21世纪伊始, 华人导演李安利用国际资本, 集结华人优质创作资源, 打造了新武侠电影《卧虎藏龙》, 创造了全球票房2.05亿美元的奇迹, 同时获得四项奥斯卡大奖, 打开了华语大片的国际市场。之后, 张艺谋、陈凯歌、吴宇森、冯小刚、陈可辛、周星驰等导演也纷纷投身大片创制, 引领产业化之势, 直面好莱坞大片的冲击, 给国内电影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由于这些国产大片诞生之初更强调“概念”, 学习美国高概念电影的思路, 努力经营出“视觉文化快餐”, 随着市场的逐步健全, 大片创作也由此经历了从探索阶段回归至理性, 从重概念回归至重品质的正道上。“如何打造优质的国产主流文化大片”也成为当时从业者和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相对应的是, 一批中低成本电影以小博大, 取得了很大的市场影响力。这些影片有些来自现实题材, 有些嫁接新媒体畅销文化, 或者借鉴国外成熟模式, 如《疯狂的石头》 (2006) 、《人在囧途》 (2010) 、《失恋33天》 (2011) 等都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回馈。部分主旋律题材影片, 取材不俗但制作理念和运作思路相对保守, 并未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 (如《沂蒙六姐妹》 (2009) 、《杨善洲》 (2011) 等) , 但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一时期, 以《建国大业》 (2009) 、《十月围城》 (2009) 为代表的明星化、类型化、市场化影片, 也为主旋律影片商业化开拓了新的局面。

　　2010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 电影行业的市场生态逐步发展。各类资本介入到电影投资, 因此, 从2010年开始, 电影产量首次突破500部 (2011年为526部) , 票房突破百亿元 (101.7亿元) , 观影人次接近3亿人次 (2.81亿) , 之后逐年递增 (见表1) 。

　　表1.2002—2011年中国电影生产主要数据一览 (5)     下载原表

　　表1.2002—2011年中国电影生产主要数据一览 (5)

　　(四) 2012年至今“永远的微笑”:融合新生, 促提质升级

　　迈入电影事业与产业并重发展的新时代、面对着跨界融合、“互联网+”等新形势, 电影行业要积极开掘出IP版权经济, 亟待推动行业提质增效,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一时期, 国产影片的品质提升成为行业内外热议的话题, 特别是在资本时代, 如何守好本土, 苦练内功, 更成为行业发展的永恒之道。

　　在推进治国理政的进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包括“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在继承中转化, 在学习中超越;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6)

　　2017年3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开始实施, 其详细的“从电影创作与摄制、发行与放映、产业支持和保障、法律责任等全方位”的规范, 也对电影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九大做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等重大论断, 更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立足新时代, 发展电影事业和产业, 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是建设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时代, 电影数量与市场需求的矛盾已基本解决, 但影片品质和观众审美不断提升的矛盾依然存在。2012—2017年, 我国的电影票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5.6%, 2017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更是达到了559.11亿元, 位居世界第二, 和2012年相比, 增幅近327%。目前, 我国银幕总数达到50776块, 稳居全球首位, 城市影院观影人次达到16.2亿。 (7) 当下, 电影创制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为美好生活提供丰富而均衡的文化资源。

　　表2.2012—2017年中国电影生产主要数据一览 (8)     下载原表

　　表2.2012—2017年中国电影生产主要数据一览 (8)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中国电影产品市场也逐步“去伪存真”, 进入了调整期。电影的“新常态”不仅体现在摒弃了热钱投资下的快餐商品, 更是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中国电影产品未来走向的更为有序的产品结构、勇于创新的产品类型, 包括:《美人鱼》 (2016) 、《长城》 (2016) 、《湄公河行动》 (2016) 、《建军大业》 (2017) 、《战狼2》 (2017) 、《红海行动》 (2018) 等主流商业类型片;以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2015) 、《大鱼海棠》 (2016) 、《摇滚藏獒》 (2016) 等具有民族特色和意境的动画电影;还有《白日焰火》 (2014) 、《烈日灼心》 (2015) 、《追凶者也》 (2016) 等风格独特、定位准确的中等成本影片。同时, 艺术电影和纪录片电影也有了生存的空间, 如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 (2016) 、《我在故宫修文物》 (2016) 、《二十二》 (2017) 、《厉害了, 我的国》 (2018) ;中 (低) 成本文艺片, 如《山河故人》 (2015) 、《七月与安生》 (2016) 、《百鸟朝凤》 (2016) 、《路边野餐》 (2016) 、《冈仁波齐》 (2017) 、《不成问题的问题》 (2017) 、《时间去哪儿了》 (2017) 也都进入院线市场。

　　2018年3月,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拉开序幕。中宣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局牌子。中宣部关于电影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电影行政事务, 指导监督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工作, 组织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 指导协调全国性重大电影活动, 承担对外合作制片、输入输出影片的国际合作交流等”。 (9) 如何通过电影表现民族传统精神和主流文化价值, 同时又契合大众文化心理, 将成为未来国产电影的新方向, 小正大 (“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 更可作为文化产品创制发展的重要路径。

　　2018年5月, 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登陆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他善于运用视听、人物串联出中国时代的变迁, 特别是近年, 在资本、资源的加持下, 其创作格局更加宽广, 开掘出“作者电影走向商业品牌”的特色模式。他的影片更成为海外看中国的一扇窗口。而此次《江湖儿女》的片名缘起中国知名的文人导演费穆未完成的一部影片 (后来由朱石麟导演于1952年接棒完成) 。溯源, 在市场运作的基础上, 中国电影人一直延续着对人文精神和艺术品质的追求和探寻。

　　二、改革四十年, 不忘初心, 回归本道

　　纵观改革四十年, 中国电影已步入创新升级的关键机遇期, 面对国际竞争加剧, 我们需有策略地开拓文化新战略, 引领产业发展的新常态。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 电影人要积极推动电影产业结构优化, 协同促进中国电影“从数量向质量, 从制作向智作, 从产品向品牌, 从本土向全球”的转变。笔者提出如下策略:

　　(一) 专注内容, 支持精品力作

　　凡事务本, 本立而道生。电影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核心就是要坚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文艺创作, 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 加强现实题材创作, 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10) 要做好题材创新、类型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的结合;不断推出弘扬主旋律、推广核心价值观的优质作品;紧扣时代主题, 更好回应社会关切;让主旋律更加响亮, 正能量更加强劲, 文化自信得到彰显。

　　当下的中国电影产品市场已经从渠道拉动票房的时代, 转变为内容带动票房升级的时代。只有抓住了头部内容, 才能够赢得观众, 赢得市场。

　　(二) 重视标准, 强化核心竞争

　　中国电影的持续繁荣正在悄然影响着世界电影格局。特别是当我们具备了A级的制作资本, 更要从内容核心上下工夫。

　　中国电影本身具有较强的地理、文化优势, 可以采取差异化、集中化、低成本、极致化的竞争策略, 以本土文化为基点, 开发“以小博大”的喜剧片、都市爱情片、网络大电影等特色电影, 开发我们文化中喜闻乐见的形象、人物、故事, 制定我们的美学标准、塑造我们的工业模式, 进而立足本土、影响世界。从《功夫熊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寻梦环游记》等一系列影片的发行方式中, 可以看到海外公司已逐渐摸索强大的全球化营销经验, 其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非凡的项目开发能力、本土化改造能力和文化包装推广能力。它们还通过先进影像包裹异域文化, 融入本土消费心理, 连通大众情感, 做好与当地市场的融合, 贩售了文化、风情, 取得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效益, 带动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在强化核心竞争力过程中, 要完善中国特色的“电影模式”:运用我们的情感浓度和厚度, 结合我们的文化细节, 抒发我们的胸臆和情怀, 不忘初心, 努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进一步承继革命文化, 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融合创新, 坚守文化自信。

　　(三) 善用后发优势, 拓展大电影业

　　互联网与全球化为电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契机。近年互联网加速融入电影产业, 催生了各类丰富多样的电影新业态。“共享、协作、互动、流动、智能、跟踪”的新趋势, 影响着当下及未来电影生产与消费形态。因此, 电影制片方必须紧跟时代变化, 加入技术迭代的潮流中。

　　在技术驱动下, 影视文化产品开发可以突破传统的消费壁垒, 制片方更可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创新思路, 利用大数据, 密切跟踪用户需求, 利用新技术, 弥补传统院线市场在时空等方面的限制, 开掘出更广阔的收益。当然, 创新是值得鼓励的, 但创新必须在一定体制和规则下行进, 因此, 要构造合理与规范科学的窗口期, 相信未来, 电影业的泛娱乐及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势必会使电影业从孤立走向多元, 生发出更广阔的价值。

　　(四) 构筑电影品牌, 开创中国流派

　　电影人还需要有步骤地进行电影文化品牌的锻造:

　　第一, 要以中国电影学派为理论基石, 积极发挥重点影片的引领作用。创制一批能够传系天下、昭示四方的文化大片, 彰显国家电影文明和繁荣程度, 塑造中国电影文化形象, 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 要推崇工匠精神、完善创作梯队, 打造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

　　第三, 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 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11)

　　今天, 电影创制面临着大众文化的时代, 艺术商品化, “不论它的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 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 电影实际上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 (12)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 用当代中国的影像和故事表现崇高价值、美好情感, 用时代发展的光影和色彩呈现恢弘画卷、万千气象, 推动我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

　　注释

　　1 (2) 俞剑红、张琦《从北影到中影看中国电影制片30年》, 《电影艺术》2008年第4期。

　　2 1993年, 广电部发布了《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广电部1993年3号文件) ;1994年, 广电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 (广电部1994年348号文件) ;1995年, 广电部发布《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 (广发影字[1995]001号文件) 。

　　3 1996年3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被称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会议出台了繁荣电影事业的多项重要政策, 提出实施电影精品“9550”工程, 确定了我国电影繁荣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即在“九五”计划期间全国电影制片业每年要生产十部堪称精品的优秀影片, 五年共50部。

　　4 (8) 数据来源: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7》,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

　　5 《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成果述评》, 新华社, 2017年7月23日。

　　6 数据来源:刘汉文、陆佳佳《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 《当代电影》2018年第3期。

　　7 《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电影工作》, 新华网, 2018年3月21日。

　　8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于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做的报告。

　　9 同 (10) 。

　　10 [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 周传基、周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353页。

　　11 2018年4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北京主持召开电影创作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