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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人文 化为天下——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
来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02日

  ◆尹鸿

  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清华大学教授。

  电影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最流行的大众文化形式。尽管电视和其他新媒体对影院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至今为止,电影不仅在全世界依然有大量影院观众,而且在电视和互联网上,电影也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内容之一。电影在带给亿万观众以文化享受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观众的社会认同、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与此同时,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也为社会创造着巨大的经济财富,电影创意内容往往能够为电视产业、音像产业、演艺业、新媒体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而且,电影作为最具跨文化传播方便性的视听符号形式,也是各个民族之间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融合的重要介质。在过去 40 年中,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中国电影走过了一条马鞍型发展道路,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再到复兴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电影与时俱进的巨大生命力。电影成为时代进程的一面镜子,时代成为电影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电影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对于现代文化的继承创新、对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影响、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开启中国电影“新时期”

  十年浩劫结束,冬去春来,万象更新。“春天”,在 1970 年代末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欣喜若狂的常用词汇。与政治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文化的春天的“回春”背景相一致,中国电影成为了当时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广泛社会影响。曾经被视为“毒草”的老电影逐渐“解放”,新电影相继推出,观众热情洋溢,话题层出不穷,《大众电影》成为当时发行和零售量最大的期刊,群众性的影评组织和活动风起云涌。电影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核心。

  中国电影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形式,与整个时代的春天一样,充满新生的活力。电影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时代信号,电影也是最早回应改革开放时代需求的文化形式之一。从 1976 年,特别是从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电影就成为了中国文学艺术样态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域。与文学发展的轨迹相似,电影业经历了“伤痕电影”“、反思电影”、“改革电影”和“寻根电影”的四大潮流,涌现出众多家喻户晓的影片。中国电影在 1979 年创造了全年 290多亿观众人次的纪录,每个中国人年均观影接近 30 次。这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

  从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中期,第三代和第四代导演同台活跃,电影与文学交互辉映。反映现实、尊重生活、捍卫人道,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的主调。人们普遍认识到“:当前电影创作中所存在的不真实的问题,是‘四人帮’、‘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反动谬论的流动造成的恶果。他们的反动谬论是束缚电影创作的精神枷锁……创作不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怎能开出芬芳鲜艳的花朵?”[1] 电影艺术家们也纷纷表示,要“让历史真实回到银幕”[2]。以谢晋、谢铁骊、吴贻弓、吴天明、黄蜀芹等导演为代表,先后拍摄了《生活的颤音》、《于无声处听惊雷》、《大河奔流》、《从奴隶到将军》、《小街》、《庐山恋》、《小花》、《巴山夜雨》、《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城南旧事》、《人生》、《野山》、《老井》、《乔厂长上任记》、《邻居》、《苦恼人的笑》、《沙鸥》等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轰动的影片。这些影片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抚慰历史创伤、传播人道主义精神、推动思想解放、促进社会改革开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当时的电影界老领导、老前辈,都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意见,提出“领导思想要更解放一点”[3],提出 “当前文艺工作者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问题”, “中国电影要立足于世界”[4]。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滕文骥、郑洞天、杨延晋、张暖忻等为代表的中青年导演在世界文化影响的大背景下所创作的影片,通过影像美学的提倡、对戏剧美学的扬弃 [5],借用现代主义电影手法,更新了电影视听语言和修辞,为突破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更新中国电影创作观念做出了勇敢的探索,将中国电影的文化视野与世界电影发展趋势交汇在一起,也为后来“第五代电影”的应运而生开启了大门。

  二、电视时代的电影娱乐化转型

  电影的黄金时期随着电视在中国的普及而面临着巨大挑战。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电视媒介迅速普及,电视剧文化在中国超常繁荣。电视分解了电影功能和电影观众,电影的社会影响、社会地位和市场价值都出现明显下滑。为了与电视传媒更好地竞争,也随着社会的市场化和文化的世俗化转型,电影从一种“全能文化”向“消费文化”过渡。还没有适应新媒介挑战和新社会转型的中国电影从 1980 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低谷,并进行着艰难的“娱乐化”转型。电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实行面向市场的改革。

  在这一阶段,虽然电影市场逐渐萎缩,但中国第五代导演却异军突起,第六代导演随之也陆续登上影坛。1980 年代末期还出现了娱乐片大讨论和众多的类型片创作的探索 [6] ;1990 年代末期,以冯小刚导演的作品为代表的影片创造了中国的贺岁片现象;香港以及国外的商业影片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观众关注;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推动电影创作的发展;以《开国大典》、《大决战》等影片为代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主旋律影片有了许多突破。但是与电视影响力的越来越大相比,中国电影的社会影响却越来越小,电影观众规模也越来越小。电视抢夺了前一阶段中国电影的文化主导地位,似乎越来越脱离大众关注的视野。这一阶段虽然也出现了《摇滚青年》、《甲方乙方》、《疯狂的代价》、《红河谷》、《黄河绝恋》、《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啰,别趴下》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影片,但电影的整体品质和社会影响力都在下降,许多电影观众都在通过电影频道和音像产品接触电影。电影与观众之间的联接第一次出现了断裂,电影产业的危机也日益突出。“政治一体化要求与经济市场化趋势相互缠绕、制约,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协作。这样一种社会 / 历史状态,加上国际化、全球化格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也作为一种‘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响着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7] 中国电影正是在政治宣传、精英艺术和娱乐文化的驱动下,陷入了“一仆三主”的尴尬格局。

  三、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

  从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末期,虽然中国电影的国内影响在缩小、观众在流失,但恰恰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前一阶段的积累和探索,中国电影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国际交流的能力,许多电影通过种种国际电影节,成为最具国际传播能力的文化形态,甚至在世界影坛上刮起了一阵声势浩大的“中国风”。

  国内市场的缩小和国际影响的扩大,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特殊的文化现象。从 1984 年张军钊、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盗马贼》、《猎场札撒》等影片开始,世界影坛开始重视中国电影;1987 年,《红高粱》获得第38 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电影所获得的第一个 A 级国际电影节大奖,从此以后,中国电影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 A 级国际电影节大奖以及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大奖,并且连续多次进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名单,以前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电影成为世界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香魂女》《、晚钟》《、双旗镇刀客》、《黄河谣》等影片陆续在国际上获得大奖。这为后来的张艺谋、陈凯歌、姜文、贾樟柯、巩俐、章子怡等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电影人奠定了基础,也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电影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国际化语境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更多的机遇,成为一种动力因素推进着中国内地电影的步伐。”[8]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潮流,促进了这一阶段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和国际合作的能力,也使中国电影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他者”视角,甚至有人认为是“后殖民”视角,这体现了中国电影与世界文化积极的对话关系。进入 1990 年代中期,由于大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发生变化,国际上获奖的《活着》、《蓝风筝》、《鬼子来了》、《苏州河》、《小武》等,都没有获得合法的国内公映许可,中国电影的世界电影节之路越走越窄。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为标志的“中国特色”逐渐成为电影文化主流。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之间,正如同中国与世界之间一样,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联性,也表现出远远超出前一阶段的差异性,甚至对欧美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对抗性。这也是后来中国电影很难再续 1990 年代在世界各大电影节辉煌的宏观社会原因。

  四、电影大国的复兴

  新世纪以后,一方面是加入 WTO 后好莱坞电影所带来的外在压力,一方面是人们在音像市场和其他替代市场所表现出来的高涨的文化消费需求,推动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电影在行业准入、产品准入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改革勇气和魄力。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多媒介化的环境中,电影也成为中国文化传媒领域中改革最彻底、产业性质最明确的行业。从此,陷入低谷的中国电影进入了复兴新阶段,并且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市场奇迹。

  《郊游》堪景的时候看到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太神奇了,怎么会有艺术家在一个不会有人来的废墟做画,而且也不知道是谁,我很担心还没有拍就被拆掉了。我遇到这幅画,电影的结尾就改了,这幅画提供了各种想象的空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强烈的东西?这两个演员看了这幅画就该结束这个电影。我从来不给演员讲戏的,就给他适当的引导就行了,要不然出来的东西都是我知道的东西。李康生跟陈湘琪在有狗粪、猫屎味道,前面有这样一幅画的空间站了十几分钟,我心里面一直在等,看这两个40 岁的人会怎么样?陈湘琪就掉泪了,她是一个想得比较多的演员,李康生是没有想什么的,他大概在13 分钟的时候就靠过去了,这不是我的指令,他靠过去我的心就被揪住了,觉得差不多可以停了。

  这个新阶段的奇迹有三个重要标志:

  第一,电影产业成效显著。这不仅体现在从 2002年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到 2017 年,15 年的时间内,奄奄一息的中国电影产业变得生机勃勃,国产电影的产量、市场规模都有了巨大增长,全年电影票房从不到10 亿人民币发展为超过 550 亿人民币,增长 55 倍,成为全球“坐二望一”的举足轻重的大电影市场;电影年产量从不到 50 部增长到 800 部,跻身世界电影产量最前列;而影院数量、电影观影人次等都已经超过北美这一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电影行业和电影产业链空前活跃。改革不仅奇迹般地挽救了垂死挣扎的电影行业,而且使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电影大国。一部《战狼 2》在中国本土市场所创造的近 57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就可居该年度全球票房的第六位,远远超出大多数全球发行的好莱坞电影的市场成绩。

  应该说,中国创造如此的电影奇迹并不容易。中国是世界上免费开路电视频道最多、免费播出电视剧数量最多的国家,年产 15000 集电视剧,在数千个频道播出。观众在如此方便、廉价、丰富的替代品供给下,仍然去电影院花费金钱和专门时间“购买”电影消费,在全世界都没有第二例。同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从早期的录像带到后来的 VCD、DVD 光盘,直到现在的互联网视频,盗版产品的低价、易得也对影院消费带来巨大冲击;加上中国特殊国情的限制,电影审查相对严格,电影分级迟迟不能推进,导致电影表现空间和娱乐空间都受到或明或暗的种种限制,使电影产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很难与欧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乃至中国香港地区相媲美。在这样的背景下,恰恰是市场化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电影人的热情、智慧,同时也因为这种冲动而带来了商业敏感、艺术想象和对观众的尊重,使过去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的国产电影获得了市场意识,也使过去萎缩的电影市场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全国的银幕和影院越建越欢,而且观众的观影频次也越来越多。市场化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电影的生产力,也解放了电影观众的消费力。如果没有这轮改革,中国也许已经没有真正的电影产业了,而关于电影文化、电影美学、电影价值的任何讨论都会变得没有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恰恰是改革让电影在今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领域。

  第二,中国电影重新回到了文化生活的中心。电影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文化形态。电影不仅在影院成为观众消费的文化产品,而且也成为电视、网络、音像行业中最重要的文化产品;电影不仅对演艺、媒介、娱乐行业起着发动机的功用,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也产生着广泛而积极的影响。电影不仅用“雨点”创造着直接的、有形的价值,而且用“雷声”创造着更加难以估量的、无形的间接价值。以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为代表的全国各地的电影节、电影展映、电影活动层出不穷,恰恰证明了电影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带动作用。而电影的“热点”效应,也为社会提供了思想、情感、观点交流的空间,促进了社会的整体信息流通和人际沟通。

  第三,中国电影已成为国家对外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所获得的国际奖项和国际地位,在中国所有的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电影已经成为世界电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北美市场上,英语以外的外语片票房排行榜前 50 位中,有 10 部以上是华语片,其中《卧虎藏龙》高居北美外语片票房首位,而《英雄》居第三名。后来的《功夫》、《一代宗师》以及合拍片《功夫熊猫》续集、《长城》、《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也都在海外市场上赢得了主流观众的认可。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唯一能够进入国外主流文化市场大规模发行的中国文化形态。而一大批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的导演、演员和其他创作、制作人员也因此具有了世界声誉。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各种中国电影节展、巡展、活动更是难以计数。虽然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的成绩相比还并不同步,但中国电影对于扩大中国影响、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五、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

  中国电影的成绩是产业深化革带来的,而中国电影今天面临的问题,也是产业化改革过程中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国电影发展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也由于中国电影改革的步伐超前于国内其他文化行业,因此中国电影在这条复兴之路上也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挑战和问题。

  首先,是复杂的中国国情对电影价值观的挑战。中国发展迅速、人口众多,人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差异巨大,因此,对电影的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也会有巨大的不同,甚至冲突。从《英雄》开始,到后来的《集结号》、《我不是潘金莲》、《芳华》、《小时代》、《色戒》等等,许多影片都引起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评价、文化评价和道德评价。建构能够最大限度共享的电影价值观,一方面需要所有电影人更高的电影智慧和更大胆的探索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向全社会呼吁一种更开放、更宽容、更理性的电影态度。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既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又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共享的主流价值观,真正达成社会对“真、善、美”的基本共识。否则,电影的价值观分裂、过度的意识形态分歧便很难真正解决。

  第二,现有的体制、机制对电影产业向纵深发展的束缚。无论是媒介隔离的制度,还是事业、企业、国有、民营、中资、外资等等体制上的“差异”,都带来了电影产业链上下贯通的难度,造成了中国电影产业通过市场机制完成资源的配置、整合的难度,也带来了中国出现综合性大型媒介企业的难度。但是,中国电影必须超越粗放发展阶段,真正贯通产业上下左右的联系,通过市场集中和市场整合,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正规军”替代“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才能最终完成中国大电影产业的升级。在这方面,民营电影企业的发展成绩突出,而以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对电影产业链的整合作用也在日益凸显。未来的中国电影产业很可能不同于美国的“传媒航母”舰队道路,而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所谓“泛娱乐”整合,形成内容产业与渠道终端的互联网融合。

  第三,传统的电影观念对电影发展的阻碍。目前,电影界内外,还有很多人用传统的电影观念来看待电影、要求电影、创作电影、经营电影。但是,全球化、市场化、多媒介化这三大背景注定了今天的电影观众、电影需求、电影内容、电影功能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很大变化。30 年前的“好电影”在今天可能已经不再能吸引观众了。电影的评价标准、电影的创作规律、电影的经营方式、电影的类型和形态都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否则中国电影就会被美国电影排斥出市场以外,电影的空间就会被电视和其他新媒体取代。

  第四,商业性的电影娱乐与电影文化多样性的冲突。目前中国电影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商业电影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商业电影如何在叫好与叫座之间最大限度地统一,商业电影如何在娱乐宣泄与道德建构之间达成平衡,电影的商业市场与电影的公益服务如何相互促进,电影的娱乐功能与电影文化的多样化之间如何形成张力,都将决定中国电影是否能够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

  中国电影近 40 年来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回应时代挑战,把握观众脉搏,迎接技术变革,坚持改革导向。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基础,有中国在全球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作为背景,特别是中国电影人所表现出的改革和发展的信心、勇气、智慧和责任心,未来的中国电影也许会逐渐形成主流电影文化推动下的多样性,更加自觉地尊重多媒介环境下电影的文化消费特点,更加重视民族文化与全球共享价值的结合。电影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内形成文化凝聚和文化认同,对外形成文化传播和文化影响,带动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中国电影的全面产业化改革已经过去 15 年,这是一个温故知新的历史节点。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电影通过市场的强大为“市场是最大的政治”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现在,中国电影需要用创作的强大来体现市场化改革的“红利”,用未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种下的不是跳蚤,而是风云龙种。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机遇。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互联网化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能够基本形成,中国电影在巩固好本土根据地之后,有可能通过全球不同区域的发展策略获得更重要的世界地位。当然,这个过程必然是复杂而艰难的。电影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历史进程相匹配,既要突破许多习惯性的文化、艺术和美学观念,也要变革和创新限制中国电影的视野、活力和动力的机制、体制,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中国电影的全球文化观,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完成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创作出更多既具有文化感召力也具有市场占有力的优秀电影。温故知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9]。与民众心心相通,与全球息息相关,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成为现代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盏路灯,是中国电影改革开放 40 年最重要的历史财富和通向未来最基本的历史起点。

  注释:

  [1]电影局评论组. 清除“帮”气,力求真实 [J]. 人民电影 ,1978(9).

  [2]张暖忻. 让历史真实回到银幕 [J]. 人民电影 ,1978(10-11).

  [3]袁文姝. 要放手搞电影创作 [N]. 人民日报 ,1979-08-27.

  [4]夏衍. 在电影导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J]. 电影艺术 ,1980(3).

  [5]张暖忻, 李陀 . 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 [J]. 电影艺术 ,1979(3).

  [6]《当代电影》编辑部 1988 年 12 月 1-7 日,召开“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80 余位电影界人士参会,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陈昊苏(主管电影)与会并进行专题发言。

  [7]尹鸿. 世纪之交: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备忘 [J]. 当代电影 ,2001(1).

  [8]尹鸿. 国际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 [A]. 尹鸿自选集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39.

  [9]刘安. 淮南子(卷十三)[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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