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灾难，我们可以质问上帝在哪里吗？可那些曾经祈祷的人只会说，“只要奥斯维辛存在，就不会有上帝”，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皮乔夫斯基这样回忆说。集中营是战争与政治结合的产物，像是魔鬼的孩子，将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或某一特定种族置于股掌之间，试图用不可见光的黑暗隐藏一切邪恶与病态。侵略者就这样掌控着受难者的自由，消磨着他们的意志，并毫不留情地夺走他们的生命与信仰，但集中营试图掩盖的那些罪恶扭曲人性，在善良与正义的人性光辉照耀下，仍无可逃遁。

　　军国主义与人心善恶  人性的光辉在集中营闪亮

　　托尔斯泰说，“人都有两面性，一个兽性的我和一个人性的我”。人性本善，没有谁生来就是魔鬼，或许是瘟疫般的战争与直面死亡的恐惧唤起了人内心邪恶的兽性，正如日本军残暴的侵略。《终极胜利》并没有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将侵略者的暴行与受难者的痛苦赤裸裸地剖开示人，而是像《美丽人生》与《币制造者》一样，集中了人性的反思与美好的希冀。

　　军国主义的灌输，使日本军人在踏进中华大地之前就已经忘却了自我。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趾高气昂地冲进教堂，打断了药商与护士的婚礼，无视祷告，将所有侨民押进潍县集中营。分配居所时，日军指挥官再次将相爱的药商与护士拆开，并用高于一切的天皇思想痛击每一位质疑的侨民。此时此刻，人性中善的一面已经麻木。得知奥运冠军李爱锐身在营中，日军司令想用一场不公平的比赛，来证明自己的民族优越感。有侨民禁不住日军的折磨求徐牛帮忙逃跑，然而受牵连的营中其他侨民，则被关押在地笼，任风吹雨淋太阳晒，直至奄奄一息。就在最后日本投降时刻，潍县集中营的日军还在逃避现实，将撞钟的孩子击毙，残存的一点人性，也在这一刻消散了。

　　《终极胜利》集中展现了潍县集中营内日军与侨民间的对峙，这些留在中华大地上的侨民已经做过人生的选择，像李爱锐一样在民族正义面前，舍弃了家庭与财产。李爱锐的崇高信仰体现在天津这20年的教书育人，无论贫穷与富贵家庭中的孩子，都是渴望知识与教育的孩子。遇到受伤的中国人时，李爱锐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闯过战场去拿救命的药品。在租界工作的护士，会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病人舍弃珍贵的爱情，因为在她看来拯救生命是比享受爱情更重要的事情。这些生活在中国租界的华侨们，他们尊重珍惜这里的每一个生命，或许这就是托尔斯泰说的“人性的我”吧。

　　《终极胜利》塑造全新国民“人性符号”

　　影片《终极胜利》里面的中国人也一改[拉贝日记]与[南京南京]中的麻木形象，转变了在战争中的角色与态度，不再是一味的等待救援，而是主动寻求机会去拯救华人华侨。不只是徐牛一人，像徐牛一样心中有义的游击队员和村民，也参与到了这场跨越民族的救援之中，为集中营内的被困华侨偷送食物的药品，帮助侨民脱离日本人的暴虐。风筝在潍县集中营的上空盘旋，像一只雄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而集中营则成为一个符号，人性的符号。拯救他人生命，其实是在拯救自己的人性，不要让自己人性中兽的一面将自己吞噬掉，而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这便是《终极胜利》对人性的终极拷问。